编者按：8月21至23日，学校组织全体党委委员奔赴贵州遵义，通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重温革命情怀，传承革命精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学习。为展现学习开展情况，特别策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暑期专辑，邀请相关代表围绕主题撰写心得体会，为师生搭建一个学习交流平台。
遵义会议带给我们的四堂公开课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徐川
我们谈遵义会议，也不仅仅是谈这一次会议。按照我们惯常的说法，它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既然这是个转折点，有点就一定有线，有面，有整体。它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会议，因为在这之前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有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还有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铺垫，在遵义会议之后还有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的延续，一直到胜利会师。如果说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就是教育的一系列课程，我认为至少有四个课堂主题。
这是一堂初心公开课。最近几年，我们对于“不忘初心”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从“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再到十九大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四个字让全党同志耳熟能详，铭记于心。那么，什么是初心？初心就是原点，就是起点，就是来时路，只有对过去的历史充满感情、充满了解，充满敬畏，我们才可能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身在何处以及去往何方。今天的我们，远离了炮火和硝烟，远离了战争和饥寒，很容易躺在巨人的肩膀上坐享其成，很容易躺在先烈的功劳簿上指点江山，也很容易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动力不足，前行乏力。所以，我们需要回看，需要回访，需要回忆，需要到历史的现场追问初心，从历经沧桑的遵义城，到红军纪念馆，到四渡赤水的现场，到遵义会议的现场，到苟坝会议的现场，到英雄纪念墙上刻着的那些无数年轻英烈的名字，都是汲取精神力量的初心课堂。
这是一堂信仰公开课。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个故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所以即使只有一床被子，也能剪下半条给老百姓。所以在革命年代，前赴后继、百折无悔；在建设年代，这是艰苦奋斗、激情燃烧；在改革年代，这是敢为人先、搏击潮头。正因为用理想信念铸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才让我们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也正因为理想信念招展着高昂的旗帜，才让我们得到了亿万人民的支持。去过雪山的人很容易被一个问题所困扰：80多年前，那群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红军战士，携带着沉重的装备，是怎样一步步从山脚开始，克服严寒，面对冰雪，熬过高原反应，丈量那一座座人迹罕至的雪山。是什么能让他们毫不犹豫地去爬那鸟儿也飞不过去的雪山？是什么能让他们在寒冷、疲惫、高原缺氧的痛苦折磨下一往无前？是什么让他们能够义无返顾地相信胜利一定在前方，希望一定在前方？是追击的敌军和炮火吗？不，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可以退缩，甚至有人选择叛变和逃离。是丰厚的粮饷、高官厚禄的许诺吗？不，因为他们谁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走下雪山，他们中的更多人没有机会看到最后的美好。那是什么呢？没有别的词，只能是信仰。信仰有什么用？信仰是希望，信仰是力量，信仰让我们成为了我们，信仰让中国走到了现在。
这是一堂求是公开课。我们常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个方法的有效性，可能会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才能生效，不与实际相结合、不加以分析照搬照抄则达不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事物，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代在不断发展，我们也要不断学习、改变固有或经验式的思维模式，根据客观情况不断修正、调整自己的思路及方法。像李德等人也许理论水平很高，但是如果不与实践相结合，不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结果必然是纸上谈兵，给红军以及革命造成重大损失。按照当初经典作家的观点，就是坚持城市开花，举行城市暴动，因为革命是在工业国家完成的，城市有工人革命的阶级，但是在中国行么？中国城市缺少工业化大生产，缺少手工业者，缺少组织，缺少工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照搬照抄城市中心论只能是失败一途。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问题也是如此，我们无法在别的国家的发展轨迹里找到自己的未来，只能坚定四个自信，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两个一样的国家，如果说我们的民族文化、国土面积、人口密度、历史传承、地理环境跟别的国家统统都不一样，凭什么思想、道德、伦理、文化、制度要一样？或者，又为什么要一样？所以，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在西方，我们过去有自己的模式，将来也必须有自己的模式，尤其在虚心学习别人之后的中国模式。这个世界永远不是只有一盏灯可以照亮通向未来的道路。在轴心时代，这个世界上同时拥有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基督耶稣和释迦摩尼，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将来也一定是百花齐放。
这是一堂思政公开课。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个领导地位不是一下子确立的，也不是一次会就确立的，这中间是一次次实践的证明，也是一次次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遵义会议之前，教条主义在全党居于统治地位，要改变当时像李德、博古的思想和王明路线的影响难度很大，这需要思想优势和政治优势变成组织优势，在决策层形成多数，必须得到大多数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找王稼祥、张闻天还有一些红军干部指挥官领导干部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以独到的分析能力和思政方法向大家总结解释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在路线上和指挥上是错误的。王稼祥回忆说:“1931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岗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张闻天也是如此。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担任了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高、影响大。毛泽东用了很大的耐心，苦口婆心地开导、说服和争取他。包括后来的周恩来、朱德，他们两个重要的决策者也逐渐和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逐步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正确主张。毛泽东同志扎实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会议改变错误路线创造了思想条件。
当然，遵义会议还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为了直面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所以会议中多是一针见血的就事论事，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空话套话。遵义会议前前后后也体现出了个人坚决服从组织以及党组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和复杂的思想轨迹，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等待过程，却总是以大局为重，以高度的责任感，“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不断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同样道理，共产国际李德被免除领导职务后，主动要求下连队，亲身体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路线。在后期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要李德把队伍带走时，李德坚定地说，没有毛泽东的命令，谁也不能带走红军。
总之，遵义会议是一堂初心公开课，一堂信仰公开课，一堂求是公开课，一堂思政公开课，课课精彩，堂堂难忘，值得反复琢磨和思索。